抗日的私人史,我认识的两个国民党抗战老兵

我认识两个国民党抗战老兵,一个是我爷爷的亲弟弟,我也叫他爷爷的;另一个是我初一班主任老师的父亲。

先从我的爷爷说起,其实按湖南人的叫法,应该喊“公公”。要说我这个公公的故事,先得说我的“家史”。

我的爷爷奶奶是湖南株洲人,家境应该都不错,是地主,这个他们并没有给我说过,我推测的。之所以这样推测,原因有二,一是我的亲公公和他弟弟并不是同母所生,亲公公是嫡出,继承家业,叔公公是庶出,自谋前程。第二个原因是,两位公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直到晚年,他们都能用毛笔写蝇头小楷来写信,繁体的,在那个文盲比例超过90%的年代,能读私塾的至少是小康之家。

对了,还有两个事实来印证我的推测。一是,两个公公都身材高大,年轻时应该都超过180公分,而且身体健康,我的亲公公是2000年去世的,享年90,叔公公是去年走的,他活到了99,这个证明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得到了很好的营养,为身体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是富裕之家才可能实现的。

还有,就是他们的妻子,我的奶奶们(湖南人叫娭毑,读音同“埃姐”),都明显是好人家出身,有很好的教养,身上有传统中国妇女的美德,善良坚韧,特别是我的亲娭毑,她是我见过的最为善良无私的人,心中只有他人,从来没有自己,而且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不放弃尊严,顽强地生活着。她一辈子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没有上过学,只认识百来个字,是建国后在妇女扫盲班学的,她是1991年去世的,腊月28,春节前,所有的街坊邻居不怕不吉利,都自发来帮忙操持丧事。我和弟弟小时候都是她带的,直到上学才回到父母身边,寒暑假也还去她那儿。她的名字叫吴淑元,在我上学之前,她握着我的手教我写的这三个字,我一辈子不能忘却。

公公娭毑们的生活,一直到日本鬼子开始全面侵华之前,应该都是不错的,他们生育了好几个儿女(有几个我已经不知道了),最大的已经十岁左右。

1938年11月13日,因为日本鬼子打到湖南,占领了岳阳,国民党守军根据蒋的“焦土抗战”的命令,在长沙城放了一把大火,因为焚城的命令是保密的,并没有通知和疏散,百姓死伤惨重,超过3万人直接被烧死,大火烧了五天五夜,2000年历史的古城长沙90%以上的建筑被付之一炬,沦为废墟。

消息传到了离长沙只有50公里的株洲,日本鬼子要来了!两个公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亲公公因为拖家带口,决定带着家小向西逃难,去贵州!隔着大山,日本鬼子应该打不过来吧?叔公公当时有没有成亲我不知道,但肯定没有孩子,他做出的选择是:投军,打日本人!

两个公公自此失散,一直到80年代才知道对方还活着,但是他们的余生再也没有见过面。

公公娭毑带着孩子们向西逃难,去贵阳,用双腿攀越湘西的崇山峻岭,路上大约走了半年时间。逃难的历程,其艰辛难以想象,可能电影《1942》能描摹一二,不过电影逃难好歹在平原,我的公公娭毑逃难,从洞庭湖平原穿越武陵山脉和苗岭,到达云贵高原腹地。刚查了一下,湘黔铁路全长903公里,东起株洲,西至贵阳,隧道和明洞185座,桥梁183座,这样的旅程,他们用双脚走完。

在路上,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孩子。

具体有几个我不知道,只知道至少有两个,“细伢子”和“满妹子”(湖南人对男孩和女孩的常见称呼)都十岁左右了。

为人父母者,都应该知道,这是何等的哀痛!

到了贵阳,公公在湖南同乡开的玻璃厂(这个厂后来成了国营的“贵阳玻璃厂”,现在都还在,但好像不是国营的了)里当工人,重新安家。一个工人的收入最多的时候要养活七张嘴,很长的时间家里的经济状况都很窘迫。但是,我爸爸的成份从该被打倒的“地主”变成了领导阶级“工人”,他后来能读书当干部都应该得益于此。

我的公公娭毑共生育了10个孩子,前面5个都夭折了,我的爸爸是第六个,他出生于1947年,他和后面的四个叔叔姑姑都好好地长大了,即便是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小姑。就为这个,我的公公娭毑都说:共产党好!毛主席万岁!

过多的生育摧毁了娭毑本来很健康的身体,她只活到了七十七。她曾经给我妈妈说:那时候太苦了,十个鸡蛋就坐一个月子。顺便说一句,因为娭毑的为人极好,她和我妈妈的婆媳关系极为融洽,胜过母女。

为了补贴生活,娭毑长期在一片河滩荒地上种菜,爸爸和大姑很小的时候就要在菜园帮忙。爸爸给我说过,有一次他放学以后去菜园浇菜,时近黄昏,他突然发现自己看不见东西了。娭毑带爸爸到贵阳玻璃厂的医务室去看病,才知道他因为长期吃不到荤菜得了夜盲症,医务室给开了鱼肝油,爸爸吃了就好了。从15岁开始,爸爸开始在休息日和假期打工弥补家用,用扁担挑两大箩筐的玻璃瓶子,大概八十斤重,从贵阳玻璃厂横穿整个贵阳城送到一个地方去,好像有几十里路,爸爸要走一整天,能挣到五角钱。现在,爸爸早已退休,每天开着他的奥迪A6在家和贵阳植物园之间往返,为了到植物园去快走五公里锻炼身体。抚今追昔,沧海桑田,恍然如梦。

闲篇扯完,回到主题,我的国民党抗战老兵爷爷上。

其实,关于公公在抗战期间的事迹,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1938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到1948年辽沈战役时,他是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麾下的一个上校,但不是主官,是一个上校军需官,这种肥缺都是留给心腹的,所以推测我的公公混得不错。

我的叔公公是东北野战军辽沈战役瓮中捉鳖战术的漏网之鱼,在东北全境解放之时,他和其他的国民党溃兵乘坐海军军舰,从辽宁葫芦岛出发,仗着解放军没有海军,一路逃之夭夭,战略转进到了上海。在上海,他们休整了不到半年,淮海战役开始了。

公公面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抉择。几十年之后,他对我的爸爸说:当时,有两艘军舰他可以上,一艘带着人员装备驶向台湾,另一艘,将带着少数不愿意去台湾的人,顺着长江逆流而上,回到家乡湖南。想到家乡有苦苦等待、翘首盼望的妻子,公公选择了后者。这艘船把他和妻子直接送到了社会的底层,作为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

公公回到湖南老家和娭毑团聚后没两个月,湖南解放了。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被当作阶级敌人监视居住、劳动改造的生活。为了避免牵连到哥哥和其他家人,他们一直没有和亲人们联系;为了不遗祸子孙,他们选择了终身不育,没有孩子。一直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他们的生活才开始走向正轨,但是他们已经垂垂老矣,包产到户分的地也没有力气自己种,交给村里的邻居种,收一些粮食作为口粮来维持生计。

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我爸爸和叔叔姑姑们才知道:天,我们还有叔叔婶婶在湖南老家!那以后,逢年过节,我爸妈和其他兄弟姐妹都会给湖南的公公娭毑寄钱。每次收到汇款,公公必以极工整的毛笔小楷字体,写来书信表示感谢,我所说的他们的故事,都是这些书信中零零星星透露的。

再后来,他们更老了,没法自己住了,就作为“五保户”搬到了村里的敬老院。农村的敬老院,条件极为有限,老人们还必须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几年前,我爸爸妈妈和大姑专程去湖南老家探望两位老人,发现年过九旬的他们还在自己种菜。我父母表示愿意接他们到贵阳奉养,他们却说年纪大了,不愿离开故土,养老院生活虽然清苦但已习惯。相濡以沫一辈子,如果一人先走,另一人才去贵阳。(但是,去年公公去世了,娭毑却拒绝离开,表示要呆在离老伴儿近一些的地方。)爸爸妈妈劝说无果,给二老留下一笔钱回贵阳了。妈妈告诉我,二老的屋子整整齐齐,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两人都精精神神、体体面面,衣着简陋而神态庄严,完全没有被生活折磨的痕迹,一句话,看上去不像农民!娭毑带我妈妈去看她种的菜,路上要经过一条水沟,我妈妈说娭毑一步就跨了过去,而她要从边上绕过去,娭毑还能用扁担挑两桶水去浇菜!

我有个姑姑,曾经是个“文学青年”,在她和湖南公公通信的过程中,问过公公:您后悔吗,当时没有上去台湾的那条船?公公说,如果我上了那条船,你们现在就会有一个衣锦还乡的台胞叔叔,而不是一个农民五保户叔叔。但是,我不后悔。公公说,我要是不回来,你娭毑就得等我一辈子,我的良心永难安息。

公公在敬老院,每天看新闻联播,读报纸,绝对的与时俱进。到生命的最后一年,脑袋才开始不清醒了,只认得一个人,就是娭毑。

我上大学的时候,公公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鼓励我好好学习。公公在信里说,也就是在新社会,普通人家的女孩子,才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读书,而旧社会,即便生在有钱人家,只怕也是裹了脚关在家里绣嫁妆等嫁人。公公说,虽然共产党的政策造成了他一生的惨痛遭遇,但共产党和毛主席,确实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大救星!老百姓,再也不会经历外敌入侵生灵涂炭的惨剧,相比之下,个人的生死荣辱又算什么呢?

抗日战争中的事情,公公从来没有提起过。我查了辽沈战役的战史,从葫芦岛转进到上海,又从上海转进到台湾的部队有一支,是国民革命军第52军,当时的军长叫刘玉章,到台湾之后官至“陆军副总司令”、“台湾警备司令”,1981年病逝。在抗战中,52军参加过古北口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在滇南守卫过国境并且在越南接受了日军投降。至于公公有没有参加过这些战斗,就不知道了。

我公公的故事说完了,下面说我初一班主任老师的父亲的故事。

我初一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姓李,李老师的父亲也姓李(大家不要笑我啰嗦,这里面是有原因的,请耐心等我说完),虽然当时我是叫他“李公公”的,但他并不是贵州人,在这篇文章里,我还是叫他“李爷爷”。

在开始整个故事之前,我交代一下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继续“痛说革命家史”。

我公公娭毑的家在贵阳,而我爸爸妈妈的家在息烽。息烽是贵阳到遵义之间的一个小县,县城名叫“永靖镇”(瞧这名字,平息烽火永享太平,多好的寓意),在贵阳以北72公里。在我生活的年代,息烽在行政区划上归属安顺地区管辖,1996年息烽被划给了贵阳市,所以现在它是贵州省会贵阳下辖的一个县。

虽然息烽地处川黔铁路和川黔公里双重的交通要道上,但因为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形,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经济一直很落后,长期是国家级贫困县(现在已经不是了)。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学者来说,“息烽”是一个必须知道的名字,因为在息烽县城永靖镇南6公里的地方,从1938年到1946年,存在一个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的机构,后人通常叫它“息烽集中营”。

息烽集中营,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关押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最大秘密监狱,在国民党政府的集中营序列里,它的地位和规制是最高的,渣滓洞集中营被称为“小学”,重庆白公馆叫“中学”,息烽集中营是“大学”,而从“大学”去“留学”,则是“见马克思”的同义语。在大学里“就读”的,都是最最死硬的反政府人士,学生名单包括很多我们熟悉的名字:杨虎城、黄显声、许晓轩、张露萍、宋振中(“小萝卜头”)、马寅初……八年间,被关押在这里的人数超过千人,被秘密处决或折磨而死的人数超过600,具体数字,因为这个“行辕”在解放战争期间全部撤往台湾,已经不可能再搞清楚了。也因为如此,息烽是内陆地区少有的、有很多台胞和海外侨胞的县。

息烽的小学生和中学生,在我生活的年代,每年清明,都会去息烽集中营给烈士扫墓。这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快乐的春游和野餐活动,在烈士墓前敬个礼、唱上首“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背上一段“时刻准备着”,就可以开始游戏和野餐,漫山遍野地疯跑和玩耍,这是我们一个学年中最盼望的事情。

直到2000年后息烽大搞房地产开发,在集中营的旧址也经常会挖出戴着脚镣手铐的白骨,而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为人所知。行文至此,请容我引用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感觉: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绩亘古长存!

我在贵阳公公娭毑身边长大,爸爸妈妈大概每个月会坐火车来看我一次,每次妈妈离开我都要哭很久,所以到了5岁,爸妈把我接回息烽,开始上学前班。

我很快交上了一大堆的新朋友,他们都是我爸妈同事的孩子,年龄相近,我们打成一片,玩得不亦乐乎。

我最要好的几个朋友,住在县城边缘的一座小山上,小山的相对高度大概100米,山顶是息烽县气象局,除了办公室、气象观测场外,还有家属区,被一个围墙围起来,木头门上被小屁孩们拿小刀刻上了十个歪歪扭扭的字“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

啊,那确实是我们的花果山,我们的福地洞天!气象局的院子里,栽种了各种花木果树,一年三季,从春到秋,花果不断,桃李杏苹果梨葡萄花红柿子板栗,牡丹芍药玫瑰月季菊花杜鹃松竹兰梅……更不用说一院子的小动物,池中有金鱼,家中有猫狗,草地上有鸡鸭,笼子中有小兔。一堆小屁孩儿,成日在这里上串下跳,抓蜻蜓,逮蝴蝶,做套子抓鸟,到山下的小溪捕鱼捞虾,春采茅莀(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字,白茅草的嫩芽,里面有白色的絮,甜美多汁),夏天摘野草莓,秋天有毛栗,冬天就点起柴堆烤洋芋和红薯。在一起玩儿的小屁孩中,有一个男孩,20年后,成了我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

扯了这么多,让我们书归正传。

我认识李爷爷,远在我认识李老师之前。花果山是个好地方,可是上山的路不太容易,那是一条石头铺成的崎岖小径,上一次山,以我当时的体力来说,必须在中间休息休息。我经常休息的地方,是半山腰的一片小平房,大概呈曲尺型,半包围着一个一二十平米的小院子,那儿就是李爷爷的家。

李爷爷的家,既是他和儿女们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工作场所,他开了一个照相馆(搁现在应该叫摄影工作室),还有一个修理店,因此院子里总有椅子凳子什么的,正是休息的好地方。

李爷爷有5个或者6个儿女(我记不清了),当时都已经工作了,并不常在他身边,只有最小的女儿和他住在一起,这个阿姨是我爸爸的同事,彼此关系非常好。

李阿姨当时二十出头,刚刚工作,没有结婚,连男朋友都没有,她特别特别喜欢我,总带我去她家玩。她会给我梳新的发型,教我用院子里的指甲花染指甲,还教我如何穿衣打扮,她还会做特别好吃的千层饼(有一次我吃撑到肚子疼),这些都是我妈妈不会的新玩意儿,在当时还是小女孩的我看来,李阿姨魅力无穷。

跟着李阿姨去她家混吃混喝久了,慢慢就跟李爷爷熟悉了起来。在当时的我眼里,李爷爷是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老头儿!

首先,李爷爷非常帅!他身材高大匀称,年过七旬仍然没有一点点发福的迹象,无论站立行走,他的腰总是挺得笔直,走起路来每一步都是一样长短,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操典”,觉得这可是太奇怪了!他是我见过的最帅的老人,那些语文书里的成语,比如剑眉星目、鼻直口方、天庭饱满都像是照着他说的,而精神矍铄、气宇轩昂这种抽象的形容词,我都是看到他才得以具象化。他喜欢孩子,看到我总是笑眯眯的,他的脸色总是很红润(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好事),配着满头银发显得格外精神。

其次,李爷爷非常能干!他开的照相馆,不像镇中心的国营照相馆那样,只会把你拉到室内的聚光灯底下“咔嚓”来一张完事儿,天气好的时候他喜欢在户外给大家照相,总会不厌其烦地教顾客怎么坐怎么站,手放哪里,眼睛看哪边,笑的时候要露出几颗牙齿。他还会照“艺术照”!在八十年代初中国最偏远地区的小县城,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总有爱美的年轻女孩拿着当时流行的电影杂志来找李爷爷,指着封面上的电影明星照片说:“我想照一张和这个一样的”,李爷爷总会想方设法满足她们的要求,没有彩色胶卷和彩色相纸不要紧,李爷爷除了自己冲洗晒照片,还会手工给黑白照片上色!因此李爷爷的照相馆生意总是特别好。

除了照相,李爷爷还会修理。他会修的东西很多,手表、相机、收音机、缝纫机还有后来出现的电视、洗衣机,所谓“三转一响”,就没有李爷爷不懂的。遇到新东西,李爷爷就会对顾客说:你要放心,就把东西留在我这儿几天,让我琢磨琢磨,没准就能琢磨出来,反正只会修好不会变得更坏了。李爷爷多半都能琢磨出门道来,在方圆几里范围内,李爷爷的修理手艺有口皆碑。

但是,李爷爷本人最为自豪的手艺,不是照相,也不是修理,而是种花。李爷爷的小院子一年四季花木葱茏,论数量没有花果山的多,可要论质量绝对完胜。李爷爷照顾他的花木像照顾孩子一样,非常精心,而他的花木也很争气,每一棵都欣欣向荣,开的花比别人的花大且鲜艳,结的果比别人的果多而甘甜,周围的邻居都羡慕嫉妒恨,经常向李爷爷请教种花秘笈但总是不能种出同样的花木来,最后大家都说,一定是这个小院子的风水好,才能种出这么好的花来!李爷爷的院子里有一架葡萄藤,夏天给大半个院子带来荫凉,秋天就会果实累累,那儿结的葡萄,是方圆几十里最甜的!据说是托人从新疆吐鲁番带回来的葡萄藤扦插而得。每年夏末秋初,我就会频繁地跑到李爷爷家蹭饭,晚饭后,李爷爷会拿一把剪刀在葡萄架下检视他的劳动成果,如同将军检阅他的士兵,挑出最熟的那串剪下来洗干净给我解馋。还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无花果树,结的无花果好吃极啦,我现在想起来还在流口水。

说李爷爷是个特别的老头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很神秘。李爷爷有一个小房间,是他的工作间,这个屋子常年门上都挂一把大锁,只有李爷爷有钥匙,别人特别是小屁孩们是绝不可以进的,因为里面有李爷爷处理胶卷的暗房,还有相机和修理工具,熊孩子们要是进去了后果无法预料。而我,因为是一个乖乖听话、不乱说乱动的小女孩,好几次有幸得到李爷爷的许可,进到这个屋子看李爷爷工作,李爷爷还常常给我一些讲解。这真是一个新天地!我在这个神秘的屋子里,第一次听说了旁轴、同轴、感光度、焦距、光圈、定焦、变焦、显影、定影……还有,我看到了李爷爷的书,很多书,上面并不是中国字,后来我知道了,这里面有至少三种外语书,英语德语日语,一个中国西部边远县城里开照相馆的老头儿,至少会三种以上的外语,这可有多神秘!神秘小屋的墙上,挂着一把剑,那可不是小孩子们常玩儿的木剑,那是一把真正的宝剑,刀锋雪亮,剑鞘漂亮。很多年以后,我在网上看到了传说中的中正剑的照片,咦,这可有点眼熟啊,我是不是哪里见过呢?

李爷爷的妻子,李奶奶,在七十年代就去世了,我只见过她的相片,那可是一个真正的美女,一个大家闺秀!装着妻子照片的相册,是李爷爷最珍视的宝贝,不许别人碰,只有当李爷爷不在家的时候,李阿姨才能偷偷把相册从父亲的床头柜上顺出来,秀给我看:“你看,这是我妈妈,她是多么漂亮啊,她穿的衣服真好看!”照片上的李奶奶,穿着各式旗袍、对襟褂子、西洋式的蓬蓬裙……,她总是温婉地笑着。最漂亮的一张照片,是李爷爷和李奶奶的结婚照,大家可以搜一下蒋宋的结婚照,就是那种风格的,新郎着军礼服加绶带、白手套佩剑,新娘全套白色婚纱、白色蕾丝手套捧花,但他们可比蒋宋长得漂亮多了,郎才女貌,一对璧人。很多年以后,“民国范儿”盛行,所谓的“民国名媛”们满天飞,在我看来,这些“名媛”们加起来,也及不上李奶奶的一根手指头。

李奶奶是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的,她得的,好像是那种最痛苦的癌症:骨癌。没有什么医药,她和病魔搏斗了一年,差不多是活活痛死的。当时,她的几个孩子,都尚未成年。李阿姨回忆说,当时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帮卧床的妈妈翻一下身,避免她长褥疮,哥哥姐姐们力气大手重,帮妈妈翻身的时候总把她搞得很痛,会被妈妈骂,而她力气小又灵巧,翻身的时候妈妈不太难受,因此她最得妈妈喜欢。那个时候的李奶奶,已经不再年轻、不再美丽、不再温婉,太痛的时候她会大声骂人,而李爷爷总是默默无语。

李爷爷当了很长时间的鳏夫,他长得好、孩子们又都长大了、还有一技之长能挣钱,因此给他做媒要他续娶的好事者从来没有断过,李爷爷一概不予理会。

我在李爷爷家过过一次中元节,七月十五,我们家乡叫鬼节。那一天,按照传统风俗,每家每户都会做一桌丰盛的饭菜,供奉去世的亲人以后大家就可以美餐一顿,然后到了晚上华灯初上时,就要给去世的亲人烧纸。那天晚上,我见到了一个和平时完全不一样的李爷爷,整个晚上,他都没有说话,没有笑容,默默地守着烧纸钱的火盆,机械地把纸钱一张张放进盆里,我至今还记得,火苗在漆黑的夜里跳动,斑驳的黑影映在李爷爷英俊却悲伤的面庞上。长大了我读了一首古诗,觉得其中一句最适合描述李爷爷当时的心境: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大概在我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妈妈换了一个工作,从县国营饭店的经理变成了县委统战部的一个科员(现在想起来,这真是个奇怪的职业转换)。当时的统战部,一个重要的工作,叫“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就是给那些在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含冤受屈的人平反。从妈妈这里,我才知道了李爷爷的故事,那真是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足可以拍上四十集电视连续剧。

故事开始的时候,李爷爷是国民革命军的空军飞行员,应该是最早的空军飞行员之一,那个时候的飞行员,说百万里挑一并不夸张,培训的钱足够打出个同等大小的金人,那时候的飞行教官,都是外国人,可能美国人最多,也有德国人和日本人,所以李爷爷才会好几门外语。在抗日战争中,李爷爷和美国陈纳德的“飞虎队”并肩作战过,轰炸过日本兵,好像还开运输机飞过著名的“驼峰航线”,为中国的抗战运输战略物资。(关于“飞虎队”和“驼峰航线”,敬请百度,特别是后者,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非凡的牺牲和壮举。)

解放战争中,李爷爷驾机起义,投奔新中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最早的飞行学校——东北航校的一名飞行教官。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刚刚成立的志愿军空军的一名指战员,李爷爷驾驶自己的战机与最为强大的美国空军进行战斗,曾击伤击落过敌机,并俘虏过跳伞的美军飞行员。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李爷爷回到东北航校,继续做飞行教官。

然后就是反右、就是文革,作为“历史不清白”的人,李爷爷被褫夺了一切身外之物,工作、职务、军衔、荣誉、地位、名声,拖家带口流放到了偏远的贵州农村,做一个农民。

一世武勋,烟消云散。

我不知道,李爷爷和李奶奶是如何带着5、6个未成年的孩子,在人生地不熟的偏远农村,挣扎求生的。我遇见他们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了,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孩子们都成年工作,李爷爷也可以当个体户开店,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不差,甚至比多数人要好,因为家中的每个人都能挣钱。

李爷爷很少说过去的事情,只有一样,他特别喜欢说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小故事,比如缴获的美军罐头,可好吃了,就是要用专门的刀才能打开。李爷爷还有三样宝贝,第一件是缴获的美国空军飞行夹克,好像是外皮内毛,特别帅气;第二件是缴获的美军睡袋,据说用它可以直接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地里睡觉,在贵州阴冷寒湿的冬夜,这个睡袋是全体孩子的恩物,李阿姨说,他们小时候是兄弟姐妹一起挤在这个睡袋里过冬的;第三件我记不太清,不是美军的餐刀就是不锈钢勺子,反正我们吃饭的时候总会用到它,每次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到底是美国货,就是结实!

落实政策的时候,这些被平反昭雪的前“右派”和前“反革命份子”们,都有机会向组织提出条件,比如多多的补发工资,恢复级别甚至上调,给子女安排工作,还有住房、车子等等,这些条件,只要不太离谱,组织上一般都会满足。但是,李爷爷提出的条件,可把息烽县委统战部的工作人员给难住了,别的东西他都不要,他只要一样:组织上出具证明,证明他在解放战争中是“起义”的、不是“投降”,更不是“被俘”!

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做事是讲原则、讲证据的,上下嘴皮一碰就摇身一变成为“抗战老兵”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要证明李爷爷是“起义”的,就必须找到当年经手这件事的人,可是时间已经过了三十多年,能够想起这些人已经不容易,再去找他们就更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希望渺茫。李爷爷开始不停地写回忆材料,我妈妈就负责把这些回忆材料中的时间、地点、人名、事件收集起来,发各种内查外调的函到全国各地的相关部门去调查,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年。

这个时候,我小学毕业,升上了初中,初一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正是李爷爷的二儿子,李阿姨叫他“二哥”。李老师有一双浓黑的眉毛,立起来的时候特别吓人,当他把眉毛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班上最淘气的男孩也要吓得直哆嗦。因为是黑五类的子女,他没能够上大学,在给我们当老师的同时,他也在自学电大教程补文凭。李老师虽然是语文老师,但他会英语,他的英语是李爷爷亲自教的。那个时候,小县城里就没有几个合格的英语老师,同学们也不认为这玩意儿有什么用,根本不爱学,有人在英语课上捣乱,把英语老师气哭了。作为班主任,李老师非常生气,在整整一个学期里,放学后就全班留堂,给大家听写英语单词,全写对了才可以走,写不对的再来一遍,如是反复,等着家长下班了接你来吧!

李老师也有不凶的时候,初一的那年春天,他带着全班同学去春游,翻山越岭走了好几十里山路,那时候,正是杜鹃花开的季节,当地叫“映山红”,果真是如火如荼,映红了山坡。李老师借了李爷爷的相机,给同学们照了很多很多照片,请李爷爷冲洗出来分给大家,我至今还有留存。

好像就是在这个春天,李爷爷终于等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一纸证明,证明李某某“同志”确系驾机起义。初一的暑假,李爷爷过世了,他去得非常突然,没有一点征兆,也没有一点痛苦,好像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血管意外。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李爷爷总是红光满面的样子,其实是他长期罹患高血压的一种表现。

李爷爷的葬礼非常隆重而盛大,当时还没有禁止土葬,李家的叔叔阿姨们为李爷爷准备了很好的棺木,按当地的风俗穿上七层寿衣、千层底的寿鞋。花圈堆满了李爷爷的小院子,还有许多放在去气象站的山路上。所有的县委县政府领导都亲临吊唁,为李爷爷送行。躺在棺材中的李爷爷,神情安详,嘴角带着一丝笑容,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他终于从“阶级敌人”回到了“人民”的行列,重新得到了“同志”这个庄严的称谓。

李爷爷去世后不久,一些“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找到了李老师,他们是李老师失散多年的亲哥哥亲姐姐。我们才知道,李老师并不是李爷爷的亲儿子,他是李爷爷收养的牺牲战友的遗孤。哥哥姐姐们要李老师改姓、认祖归宗,李老师拒绝了,他说这辈子他就姓李,绝不更改。后来,他调到了贵阳的一个学校去,我的初二有了一个新的班主任老师。

这就是我知道的两个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故事。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也谨以此文,向公公、李爷爷和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将士们致敬,感谢你们用鲜血和生命重塑了华夏民族的脊梁,用无私和坚韧凝聚了炎黄子孙的魂魄,使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多灾多难的民族得以从历史的深渊中跃出,涅磐重生。

也谨以此文,献祭于我那些没能长大的伯伯姑姑和三千五百万死于侵华日军屠刀和枪炮之下的先人的灵前,请继续庇佑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并见证我们这些后人将她重新带回世界之巅。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转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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